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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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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 : 2026-11-21 18: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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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的蜂巢,奇拉的手紋 --閱讀人次 : 91

老伊塔羅(Italo Calvino)在《看不見的城市》裡,藉著威尼斯旅人馬可波羅,對年邁的忽必烈大汗講述五十五座虛實交錯的城市。有兩座與記憶有關的城市,我印象很深。

左拉(Zora)。在越過六條河與三座山之後,她就會浮現在眼前。見過的人誰也忘不了。她就如同一份樂譜,但卻是一份「沒有任何一個音符可以被改動或挪位」的樂譜,城市設計也像是個人們把想記住的事物放進小格裡的蜂巢般格局。只要閉上眼,你就能在腦海裡沿著街道漫步,精確喚出每一個轉角的次序:理髮店的條紋遮陽篷之後接著銅鐘,再來是九道水柱的噴泉、天文學家的玻璃塔、賣瓜人的攤位、隱士與獅子的雕像、土耳其浴室、轉角的咖啡館,最後是通往港口的小巷。可是後來馬可波羅真正動身去尋訪左拉時,卻撲了個空。為了讓人更容易記住,左拉被迫永遠靜止不動、永遠維持同一個模樣,最後竟在時間裡慢慢凋萎、崩解,從地面上徹底消失了。大地遺忘了那座城市。

另一座城市,奇拉(Zaira),有著高聳的堡壘。馬可波羅對大汗說,如果只向你描述奇拉有多少石階、多少拱廊、屋頂鋪著什麼樣的鋅皮,那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構成這座城的,從來不是物質本身,而是空間與往事之間的關係。一盞路燈離地面的高度,連著某個被絞死的人懸空晃動的雙腳;一道欄杆的高度,連著某個黎明翻窗者的縱身一躍;碼頭上一張破漁網的裂口,連著三個坐在岸邊補網的老人,正第一百次講起同一個故事。記憶像浪潮一樣湧來,奇拉像海綿一樣把它們吸進去,城市也跟著一寸寸脹大。這座城市就像是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把所有的刮痕、缺口與捲曲的邊緣,就這麼留在街角、窗柵與階梯的扶手上。

這是個哲學問題。記憶最深的悖論也在這裡:當我們太害怕失去某樣東西,急著把它鎖進完美一致的格子裡時,那一刻,生命就停止了;而那些願意讓風雨與人的失誤在表面留下刮痕的地方,才能像掌心的紋路一樣,那皺摺會跟著活著的人一起變老。

在我眼裡,人們對待歷史空間的方式,依然像極了在建造一座左拉。把它凍結成靜止的歷史標本,釘上解說牌、劃定動線,來訪的人就這麼按著同一個角度指認過去;另一種做法則是把沉重的歲月修整成容易消費的懷舊風景。這一切看似留住了建築,在我看來是把空間鎖進一格格整齊的蜂房裡。因為拒絕了當下生活的真實摩擦,空間很快還是會在人們禮貌的參觀、品飲一杯咖啡、拍拍照之後,還是被日常給遺忘了。

從空間、記憶到故事,要怎麼像奇拉一樣活著呢?

籌備第一屆 TEDxNangan 的這段日子,在反覆閱讀楊綏生醫師橫跨二十餘年的文字與紀錄時,我忽然警覺:我面對一位地方長者的方式,不能像是在建造一座「左拉」。

我嘗試透過閱讀來認識楊綏生醫師,在媒體與表揚名錄裡,他是再標準不過的典範蜂巢:「馬祖第一位公費醫學生」、「第一屆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得主」、「離島史懷哲」、「前連江縣長」、「亮島人發現者」、「全國好漾爺爺」,總配著那句常被反覆引用的「歡喜做,甘願受」。而在熟人社會的另一端,偶爾也會聽見截然相反的丈量,有人說他是戰地保送制度的受惠者,留在離島服務不過是履行義務、理所當然;也有人會用某一次公共或政策爭議,把他放進固定的政治格子裡。

無論是仰望的光環,還是簡化的標籤,都在試圖把他固定成一個容易被記住、不易改變的符號。可是當我一頁頁讀著他二十多年來在深夜裡寫下的舊文,我發現的是一個有著掙扎與各種複雜生命紋理的人。

一九九六年四月北竿外海墜機,報導總寫他英勇救人;但他自己在十二年後寫下的卻是極其真實的人性瞬間。他把連著救生筏的繩圈套進手腕、交給妻子拉住,潛回灌滿混濁海水的機艙時,面對沉重水壓與黑暗,他心裡真實閃過的是「我怕進去後找不到出路,又不甘願放棄」,只能伸腳在艙門邊摸索,才勾出那位失去心跳的婦人;在隨後的救援舢舨靠過來時,他轉頭請已坐上船的妻子先下來讓傷者先走,直到最後回抵福澳港,低頭看見雙腳沒了鞋,「此時我才感覺到冷」。

那句「怕,又不甘願」,讓我看見了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媒體總愛描述的英雄。

更讓我觸動的,是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深夜他寫下的一篇短文。二十四年前,他從醫學院苦讀七年畢業前夕回島探親,卻遇上整整二十多天無船可搭,錯過了自己戴方帽的典禮;二十四年後兒子大學畢業,他特地訂了清晨八點零五分的第一班飛機想彌補當年的遺憾,晨霧散去後卻換來整日陰霾,在機場守了一整個上午、下午搭船趕往北竿轉搭加班機,抵達台北時典禮早已散場。

那天夜裡他沒有怪罪天氣,反而近乎羞愧地解剖自己:承認自己看著新船與機場相繼啟用後,心裡曾以為馬祖的交通已經到了「雖不完美,但可以接受」的地步,曾經面對候機室裡心急如焚或抱怨連連的旅人,甚至暗自覺得他們「不夠灑脫」,總以為自己為這塊土地付出的已經比別人多,可以安心過自己想過的日子了。直到自己也成了那個被霧攔在海這頭的父親,那層篤定的自滿才一寸寸碎開。那晚他在燈下重新攤開南北竿機場的進場圖,像個沒有文憑的學生一樣,在曾被人譏為「胡說八道」的眼光裡,一讀就是十二年。

二〇〇六年初,闊別原單位十四年之後,他帶著一股「近鄉情怯」回到改制後的南竿縣立醫院。醫院早已蓋起新大樓,昔日的部屬與學弟成了他的局長與院長,陌生的電腦作業系統還得從頭學起。但看著身邊年輕一代醫護撐起的專科門診,他心裡浮現的是一個平靜的慶幸,關於放手。

那些暈船、害怕、不灑脫、為半夜出診驚動全家與無暇陪伴母親而深懷虧欠的時刻,在我眼裡,全都是奇拉城裡的手紋。正是這些裂縫,讓他沒有變成一座冰冷的左拉紀念碑,而是一個曾經被風浪磨傷、卻依然願意把掌心攤開的真實的人。

當我們籌備第一屆 TEDxNangan,試著在戰地政務終止三十多年後的南竿探問「當機會向中心流動,人是否仍有選擇生活地點的自由」時,我們很高興楊醫師能站在這座舞台上。

如果我們請他上台,只是為了重述一遍「公費生返鄉奉獻」的感人履歷,那我們不過是在聚光燈下,親手替他再砌一座左拉的蜂巢。台下的人會禮貌地鼓掌,然後覺得那是上一代模範人物的事,與自己此刻的迷惘無關。我們真正想讓世界與島嶼看見的,是他身上那份長達半個世紀的生命證據。當從地球那一頭來的教育學者從制度面剖析現代學校如何教會邊陲與鄉村的孩子離開時,楊醫師已經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了地球這一端的問題:它是一個人在無數次暈眩、猶豫、無力與設法使力之間,如何把返鄉的義務,一步步建構成被家鄉需要的自由。

今早,我讀了一篇文字,是有關軍事管制六十年的亮島在二O一一年短暫開放,眾人走過無數官兵踩踏過的戰備道路,只有他在邊坡前停下腳步,從尋常碎石裂縫裡認出那一層露出的白貝殼,進而喚醒了沉睡懸崖邊八千三百年的亮島人。

我想著他親眼認出的那道「考古土層」的畫面。一個人的一生,其實也像一層一層壓實的土,有的片段偶然露在外面被人看見。但更多的掙扎、修補與日常,則安靜地埋在底下支撐著整座山。

我反覆思索的,是站在這道猶如考古現場的斷面之上,能認出什麼屬於自己的價值?當一座島不再被單一的「邊陲」或「前線」標籤覆蓋,下一代又將如何睜開自己的眼睛,向世界說出屬於他們的問題?




2026 年 12 月 19 日(週六),TEDxNangan 首屆年會將以「流動 Flowing」為題在馬祖南竿舉行,從教育、地方生計與島嶼世代記憶三個切面,共同探問:「當機會向中心流動,人是否仍有選擇生活地點的自由?」最新活動與參與資訊,請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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